興隆洼文化玉器、營口小孤山遺址等的發現，證明中國玉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后來的良渚文化和紅山文化遺址中對古代玉器的發掘都證明了中國玉文化源遠流長。

玉文化是在人們玉自然界接觸的過程中形成的對美的認識，從最開始佩戴動物牙、骨，當人們發現玉石的存在后，便開始流行佩戴這種美麗的石頭。“石之美者，為玉”，在歷史的更迭中，逐漸形成中國的玉文化。而翡翠屬于玉的硬玉種類，而且主要是緬甸翡翠。緬甸翡翠產自緬甸，大量開發使用在中國，緬甸翡翠文化的演義與中緬古代的商貿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在古代，溝通東西方經濟交往，文化交流的大陸橋梁有兩條——西北絲綢之路和西南絲綢之路。西北絲綢之路始于長安，經橫斷山北端，沿東西向走廊入波斯，抵達歐洲；西南絲綢之路是由天府之都順橫斷山間南北走廊而下，在橫斷山南部西折，跨越深溝巨壑，途經緬印直通歐洲。兩條古絲綢之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為東西方經濟交流、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作用。

西南絲綢之路，在漢代被稱為“蜀身毒道”即古蜀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其東起古蜀都，西至印度，是郡縣相連，驛路相接的西南絲綢之路，據史學家考證“蜀身毒道”分為南、西兩道，南道分為岷江道、五尺道，岷江道自成都沿岷江南下至宜賓，是李冰燒崖劈山所筑；五尺道是一名秦將所修筑，由宜賓至下關（大理），因所經地域山巒險隘，驛道不同于秦朝常制，僅寬五尺，故稱五尺道。南道由成都——宜賓——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永昌）——騰沖——古永——緬甸——印度（身毒）。西道又稱牦牛道，是司馬相如沿古牦牛羌部南下故道修筑而成，即由成都——蘆山——瀘沽——西昌——鹽源——大姚——祥云——大理與南路匯合。

西南絲綢之路在漢朝已十分暢通，漢朝在滇西設立了永昌郡（今保山），永昌郡也成為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大樞紐，早期的翡翠就是通過這條通道從緬甸進入中國的。

緬甸翡翠何時進入中國，一直是人們探討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有著不同的看法，英國歷史學家李約瑟在其《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認為：“在18世紀之前，中國人不知道硬玉（翡翠）這種東西，以后，硬玉（翡翠）才從緬甸產地經云南輸入中國”。夏湘蓉等著《中國古代礦產開發史》認為：“這是一個尚待探討的問題”。近年來許多翡翠研究者都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張竹邦在其《翡翠探迷》一文中認為：“勐拱的玉石開采到元代臻于興盛時代”。馬羅剛、蔡漢倫兩位在《中國寶石》的“翡翠溯源”一文中認為：“翡翠發現并進入貿易領域的時間上限不可能在元朝，更不可能提前。……明末已不是翡翠剛被發現的時期，……發現翡翠的年代在五百年以上的說法是可靠的。”牛秉鉞先生在其《翡翠史話》一書中認為“周朝時有翡翠，漢朝時也有翡翠。……但是直到明朝末年還是罕見的寶物，……翡翠制品在我國盛行，是清朝的事了。”通過史料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最早使用翡翠的時間難以確定，但無論如何，翡翠在中國大規模使用是在清朝中期，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明末清初，緬甸翡翠開采成為一個專門的行業，除特別好的貢獻給國王，大部分賣給了我國廣東和云南商人，這些商人將翡翠不斷運往廣東，北京，至清朝康熙年間，成批翡翠運至北京。因為北京是清王朝的首都，是皇家貴族，達官富商聚集的地方。加之那時侯社會崇尚奢侈，講究排場，冒頂的翎管，胸前的朝珠，手上的扳指都愿買好翠的，以便在眾目之下不低于別人。另外朝廷送禮，賄賂風行，為避人耳目，翡翠是最適宜的禮品，這樣也促進了翡翠業的興旺，與此同時，緬甸國王從清康熙元年（1662）恢復向朝廷進貢。據《光緒·云南通志》記載緬甸國王就曾進貢二十余次，貢品有大象、檀香、紅寶石、藍寶石、玉石等。清朝末年，翡翠的開采及利用達到一個鼎盛時期，清東陵慈禧太后隨葬寶物中眾多翡翠制品也充分說明這一點。今日所見翡翠古舊器物，就多為此期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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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翡翠的價值及佩戴

⑴稀少：翡翠僅產于緬甸境內，而高檔翡翠少之又少，物以稀為貴，高檔翡翠的稀有性決定了它的價值；

⑵美麗：高檔翡翠的種好、水頭足，一般是玻璃種、冰種的，并且具有各種顏色，以陽綠、帝王綠為貴，而種水好的紫羅蘭色、紅翡也具有較高的價值；

⑶永久：其物理化學性質穩定，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可流傳于世，當作傳世之寶。

高級翡翠現在一般已由佩戴的功能轉為收藏投資的功能。一般僅在特殊場合佩戴，佩戴時注意不宜多，一兩件即可，或以套裝出現。高級翡翠現在每年的漲幅超過50%，所以具有很高的收藏投資功能，在資金允許的情況下，可收藏一兩件高檔翡翠作為資產配比。雖然其價值增長快，但變現相對還不是很容易。（約稿博觀國際拍賣有限公司）